民各类直接补贴的经费比重，新增民生项目注重向能够解决群众增收的方面倾斜。
（四）增强自生发展能力，夯实农民增收的基础
正确处理输血与造血的关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南疆农民增收的基础。
（1）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进一步加大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力度，采取更加强有力的奖惩措施，坚决杜绝计划外多育，促进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
（2）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加快实施新疆农村双语幼儿园建设工程。探索由对口援疆省市主导受援地基础教育，全面提升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严格落实宗教不得干预教育的法律规定，逐步实现南疆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 年免费教育，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构建全覆盖的职业培训体系。启动劳动者培训全覆盖计划，重点实现少数民族初高中未就业毕业生、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培训全覆盖。组织北疆用工企业与南疆输出劳动力的地区开展对接，鼓励用工单位和培训组织签订合同，解除劳动者参与培训的后顾之忧。通过举办技能培训和创业指导，广泛宣传就业创业政策和就业创业典型，促进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帮助其走出家门，实现就业。
* * *
[1]这次调研只是对南疆一个村庄的典型考察，在对自治区其他单位住村同志的走访交谈中，他们都认可上述分析结论在南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2]部分户的孩子已分户或者嫁出去了，因此家庭人口数少但并不代表这些户生孩子少。
[3]根据1989 年5 月1 日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暂行规定》（新政办〔1988〕 56 号）文件，新疆一对农村少数民族夫妇允许生育3 个孩子。
[4]其他收入主要有庭院经济收入，大型机械收入，低保收入、养老保险、四老人员补贴等转移性收入。这里说的转移性收入是政府生活性的补贴，尤勒滚布拉克村的低保人数比较大，目前已经有64 人纳入低保补贴范围。
[5]目前南疆去外县务工的人员中，大都是从事清洁工、纺织工等工作。县域周边务工一般都是泥瓦工、木工、司机、打馕、餐厅服务员、耕地管理、拾花工等工作。
[6]该大学生还没有毕业，毕业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都在荒地镇以外生活，户口并不在村里。
第十二章北京市中等收入群体获得感调研报告
内容提要本报告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重点课题“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对北京市中等收入群体进行了调查，并利用独立样本t 检验，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SEM 模型等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与分析。主要得出了五点结论：一是身份不认同现象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普遍存在；二是收入、财产、户籍、住房状况均会对中等收入者身份认同产生影响；三是财产状况比收入状况更容易引发身份认同；四是压力过高会阻碍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满意度提高；五是中等收入群体在子女教育、医疗、本人及父母养老、住房等方面普遍承受较大压力。
一、调研背景、设计思路及样本情况
（一）调研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既是政治上的“压舱石”，也是经济上的“发动机”。近年来各机构研究报告均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预期未来会继续保持数量增长势头。例如，有研究指出，年收入达到6 万元以上即可认定为中等收入者，还有研究指出我国中产阶层人数已超过2 亿人。各种报告中结论及标准总会在网络上引发各方热议，也不断有大批网友表示自己“被中产”，对这个问题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实际上，中等收入与中产阶层是两个不同概念，但从很多人的质疑声中仍可以看出一些潜在问题。之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因为这一过程中可提升人民满意度和获得感，进而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然而，学术界研究结论显示，资本升值速度明显快于劳动创造价值速度是全世界共性特征（托马斯·皮凯蒂，2014），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年来由于垄断及寻租问题造成中等收入群体利益受到严重冲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3），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更是普遍存在。在此背景下，若一味追求在一定标准下群体的数量增长，可能会对政策的实施效果造成不利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本次调研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重点课题“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初步探索：一是不同类型中等收入群体身份认同情况如何？ 二是在收入达到一定标准之后，如何进一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满意度及获得感？
（二）调研设计说明
考虑到不同地区差异较大，我们首先将调查对象界定为北京市常住居民。收入方面，中等收入界定标准各不相同，有标准将年收入范围规定为6 万～50 万元，而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北京市职工目前月平均工资为7706 元，同时考虑到问卷可答性，我们将收入范围界定为近一年平均每月实际税后收入在0.5 万～3 万元。
整个问卷共有题目52 道，其中基本情况题目13 道，量表题目36 道（4 套量表），此外还包括主观身份认同题目2 道、政府满意评估题目1 道。问卷框架在借鉴前期文献及对9 名在北京市生活的中等收入者深入访谈基础上形成，问卷设计由课题组组员田帆、顾严、魏国学等共同完成，课题组组长常兴华副所长及北京师范大学万海远副教授对本次调查提供了支持和建议。
通过问卷星平台回收问卷200 份，通过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协和医院、北医三院、中航工业、百度等企事业单位职工发放并回收问卷124 份，剔除逻辑错误明显、关键问题不清晰问卷后，最终的有效问卷为309 份，问卷有效率为95.3%。前期文献收集与访谈于2017 年7—8 月完成、问卷设计于9 月完成、问卷发放与回收于10 月上旬完成、数据挖掘和分析工作在10 月下旬完成。
（三）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北京市作为首都，长期以来都是人口高度集聚的特大型城市，常住人口中有大量多样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北京市中等收入者为调查总体，对分析同类问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有效样本总体情况如表12-1 所示，虽然有效样本未必能做到与北京市中等收入群体结构完全一致，但也涵盖了各种类型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较好地代表北京市中等收入群体。
表12-1有效样本总体情况表
注：样本总数309。
二、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身份认同的因素分析
（一）身份不认同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普遍存在
问卷中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题目：题目一为“您认为，您属于中产阶层吗？”（以下简称“身份认同题目一”），选项共分为两项，分别为“是”与“否”；题目二为“您认为，您属于社会中的哪一类型群体？”（以下简称“身份认同题目二”），选项共分为五项，分别为“最贫困群体”“较贫困群体”“中等财富群体”“较富裕群体”“最富裕群体”。为避免产生明确的导向性，问卷中的这两个题目序号不相邻，这样不会给被调查者太大压力，有利于被调查者做出更真实的选择。
关于身份认同题目一，被调查者中只有30.4%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而有69.6%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不属于中产阶层。关于身份认同题目二，虽然被调查者中有4.2%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的“较富裕群体”及51.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等富裕群体”，但应注意到还有38.2%的人认为自己属于较贫困群体以及甚至有6.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最贫困群体（见图12-1）。可见，身份不认同现象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图12-1被调查者身份认同情况图
（二）实际收入并非影响身份认同唯一因素
为分析不同类型中等收入者的身份认同差异，首先用独立样本t 检验，以身份认同题目一为分组变量，分析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和“不属于中产阶层”的中等收入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论显示，5%显著性水平下，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中等收入者收入要显著高于认为自己“不属于中产阶层”的中等收入者，均值差为0.383。同时结论也显示，1%显著性水平下，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中等收入者家庭财产要显著高于认为自己“不属于中产阶层”的中等收入者，均值差还达到了1.766（见表12-2）。
表12-2不同身份认同群体收入及财产状况差异比较表
注：（1）sig 值为检验指标，值越小代表越显著。
（2）***及*分别代表0.1%和5%显著性水平。
以身份认同题目二为核心变量，就其与实际收入、家庭财产、户籍状况、房屋拥有、最高学历等变量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除学历变量外，其余变量与身份认同均存在显著相关性，且均为同方向正相关（表12-3）。此外，从相关性系数大小比较看来，实际收入与身份认同之间相关系数要小于其他几个变量间相关系数，由此可初步判断家庭财产对身份认同影响要大于实际收入对身份认同影响。
表12-3各因素与身份认同相关性分析表
注：（1）问卷中调查户口的题目为“请问您是否拥有北京市本地户口”，答案为“1.是”及“2.否”，相关系数为负则意味着越无户口，身份认同感越低。
（2）***代表0.1%显著性水平。
（三）财产比收入更易引发身份认同
之前分析结论表明，无北京本地户口或无固定房产的中等收入者，其身份认同感就低。基于此，将无北京市户口样本组及无固定房产样本组从总样本中挑出，进一步分析特定样本组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和“不属于中产阶层”的中等收入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结果显示，在“有北京市户口”样本组及“拥有固定房产”样本组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和“不属于中产阶层”的中等收入者之间在实际收入与家庭财产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然而在“无北京市户口”样本组及“不拥有固定房产”样本组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和“不属于中产阶层”的中等收入者之间在家庭财产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实际收入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12-4）。通过以上数据结果，我们可以肯定地判断，与收入相比，财产对中等收入群体身份认同的影响程度要更大。
表12-4特定条件下不同身份认同群体收入及财产状况差异比较表
注：***和*分别代表0.1%和5%显著性水平。
三、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获得感的因素分析
中等收入群体身份不认同，表明其自身情况与理想状态之间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造成了其满意度的下降，若这一趋势持续，则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均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缓解这一趋势，需进一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获得感，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又对样本数据进行了进一步挖掘。
（一）压力过高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满意度
生活幸福，意味着有很高的生活满意度，为准确衡量被调查者生活满意度，问卷中采用了Wang 等人修订的Pavot 和Diener（Pavot，Diener，1993）编制的一般生活满意度量表（Wang，2009），共有5 个题项，例如，“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所有题项均采用里克特7 分量表，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
为准确了解被调查者心态，问卷中还设计了压力感知及工作满意度量表。压力感知量表我们采用了Martin 等人编制的DASS 量表，Martin 编制了21 题项和42 题项两份DASS 量表用于衡量压力及焦虑感（Martin，Peter et al.，1998），我们采用其中的7 题项压力感量表，例如：感觉无法控制自己生活中的重要事情。所有题项均采用里克特5 分量表，范围从“1”（从不如此）到“5”（总是如此）。工作满意度量表由Brayfield & Rothe（1951）编制，该套量表共包括6 个题项，例如：你对你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感到满意吗？ 所有题目均采用里克特五分量表，范围从“1”（非常不满意）到“5”（非常满意）。
我们分别采用Cronbach’s α 值和KMO 值来测量量表的信度及效度，结果显示三套量表均具备较好的信度及效度（见表12-5）数据显示，生活满意度与压力感和工作满意度三个变量之间均在0.1%水平下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压力感与另外两个变量相关性为负，即压力感越大，生活满意度越低，而工作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见表12-6）。
表12-5信度及效度检验结果表
注：一般认为，Cronbach’s α 值大于0.8 则表示量表信度较高，KMO 值大于0.8 则表示量表效度较高。
表12-6各变量相关性检验表
注：（1）工作满意度并非本次调查中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但从现有理论来看，工作满意度同样是会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变量，因此为保障之后分析的完备性，我们同样将工作满意度量表纳入问卷之中。
（2）压力感知量表中，有很多题目为得分越高压力越小的逆向指标，例如“对于有能力处理自己的私人问题感到很有信心”，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通过数据转换对这些指标进行了逆向处理。
（3）括号中的数值为sig 值。
（4）***代表0.1%显著性水平。
（二）生活满意度提升受多方面因素交叉影响
将收入、财产、户籍、住房、学历等人口特征因素与心态因素同样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因素均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相关性（见表12-7）。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学历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并非正相关关系，随着学历提升，生活满意度并不会得到显著提升。此外，以上变量大多与压力感及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相关性，可见各变量间相互作用过程相当复杂。
表12-7人口特征变量与心态变量相关性分析
续表12-7
注：（1）括号中的数值为sig 值。
（2）***、**及*分别代表0.1%、1%和5%显著性水平。
为理清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以相关性分析为基础，用SEM 方法经过多轮调试构建了各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模型（见图12-2），该模型RMSEA 值、NFI、CFI 等指标均通过了检验，最终计算出路径系数（见表12-8）。
图12-2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图
注：将所有因素看作一内生系统进行整体考量时，一些变量间原有独立相关性会对整体拟合造成冲突，实证过程中以结果通过整体性检验为标准不断对模型进行了调整。
表12-8各因素间相互作用路径系数表
续表12-8
注：间接路径系数为根据直接路径系数计算所得，不存在显著性问题。
计算结果显示，压力感到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0.59，收入到生活满意度路径系数为0.096，财产到生活满意度路径系数为0.299，户籍到生活满意度路径系数0.198，学历到生活满意度路径系数为-0.099，房屋到生活满意度路径系数为0.227。除直接影响外，很多因素对生活满意度还存在间接影响，例如收入通过影响工作满意度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0.178，学历通过影响工作满意度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0.017，财产通过影响压力感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0.176，户籍通过影响压力感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0.073，房屋通过影响压力感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0.94。总体而言，虽然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最大，但压力感也同样对生活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此外财产、户籍、房屋等因素还通过影响压力感对生活满意度产生了间接影响，可见承受压力过大已经成为阻碍中等收入群体提升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三）公共服务是中等收入群体核心政策诉求
通过网络直接对公众的政府满意度进行调查有一定敏感性，难以通过审核，问卷中用一道题目进行了替代，该题目为“就国家为您应提供的条件/资源而言，您觉得已经提供了多少？”，有六个选项，分别为“几乎没有提供”“提供了五分之一”“提供了五分之二”“提供了五分之三”“提供了五分之四”及“基本上都提供了”。从答题情况看来，11.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几乎没有提供”，21.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提供了五分之一”，29.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提供了五分之二，24.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提供了五分之三，而只有8.1%及4.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提供了五分之四”及“基本上都提供了”。这一情况可理解为，很多中等收入者对于政府还有着更高的期待。
从之前分析已经看出，中等收入群体因压力过大而阻碍了生活满意度提升，而群体压力也正是可以通过政策加以缓解的重要心态。为更好描述中等收入群体压力状况，问卷中在社会心理学衡量压力感DASS 量表基础之上还增设了一套压力量表，该量表总题目为：“在日常生活中，您在下述一些方面的压力感有多大？”，总题目下共分收入、子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婚姻、就业、人际关系、健康、社会竞争10 项子题目，所有题项均采用里克特5 分量表，范围从“1”（几乎没有压力）到“5”（压力非常大）。结论显示，除收入外，中等收入群体在子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社会竞争方面同样有着很高的压力，而在以上方面缓解中等收入群体压力，也正是提升其满意度及获得感的重要手段（见图12-3）。
四、启示和思考
（一）主要结论
本章依托北京市中等收入群体调查数据，首先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身份认同感进行了分析，结论显示身份不认同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很多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并非“中产阶层”，更有不少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的“较贫困群体”及“最贫困群体”。比较分析中又显示，收入、财产、户籍、住房等因素均会对身份认同产生影响，而财产对身份认同的影响要明显大于收入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之后通过更为深入的数据挖掘分析了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压力会阻碍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满意度提高，而财产、户籍、住房等因素既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影响压力感对生活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直接的分领域压力感调查结果指出中等收入群体在收入、子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社会竞争等方面承受着较大压力。
图12-3被调查者各领域压力感知情况比较图
（二）启示：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是提升获得感的直接手段
从问卷分析结论中可直观发现，中等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压力影响了生活满意度的提升。若政府通过宏观政策提升以上几个方面公共服务水平，缓解更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压力，则中等收入群体的获得感及幸福感必然会有所提升。在今后工作中，应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政策的宏观政策配套系统，强化顶层设计，在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异地扶贫搬迁等重大政策制定过程中，将民生问题摆在更重要位置，与其他政策形成合力，协同发展。住房方面，应加速丰富供给主体、畅通保障渠道，探索建立完善的租售同权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在教育、医疗领域，应通过供给模式优化、人事制度改革等方式，着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三）进一步思考：共建共治共享或可成为获得感提升突破口
要增进人民的获得感，需要改革者永无止境的努力，不同阶段、不同人群会有不同诉求、不同的获得感。要提升获得感，便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更要充分了解人民群众诉求，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生活需求也会日益增长，更多的“参与”本身也会成为需求的一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治意味着今后要让更多群体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已经初步具备了社会治理参与能力，而更多的参与可畅通其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既可成为获得感提升的手段，又可成为获得感提升的过程。[1]
我们周围有哪些公关活动 ？
最典型的一个是富士康的“十二跳”（以及之前的玉树地震 。现在的洪水 ，富士康的12跳一些信息摘录） 。富士康的派对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发表了一份关于这一事件的声明 ，坦率地讲述了他自己的问题 ，对死者表示悲痛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付诸实践 ，与双方可以接受的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 ，同时时间相关负责人采取措施暂停工作 ，停止支付 ，并积极配合警方的干预 。当手机与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时 ，富士康再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与富士康相比几年前的媒体诉讼 ，由于有关“血汗工厂”的报道 ，富士康此时已经成熟和成熟 。富士康作为一个政党 ，不仅在短时间内就此事件发表了声明 ，还表达了自己的问题 ，对死者表示悲痛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付诸实践 ，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 ，并对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处理 。 h暂停和解雇 ，并积极配合警方 ，防止失控方向进一步恶化 。应该说 ，正确处理员工自杀事件已经阻止了富士康再次陷入舆论漩涡之中 。然而 ，富士康的公关仍面临诸多挑战 。
从专业的公关从业者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是富士康的公关公司 ，我们可能要在几个方面弥补它 ，不仅要处理短期危机 ，还要以此为基础 。对富士康的发展起到长期作用 。巩固基础 。总的来说 ，危机管理有五条规则 ，我们必须在响应过程中注意这些规则 。首先是态度法则 。一场小型危机已经蔓延到一场重大危机中 ，一方的态度往往起着关键作用 。
例如 ，在林嘉祥的案件中 ，他的判决“我是北京交通部发的 ，你们算作屁” ，使林家祥成为互联网的对象 。杭州车祸案的胡斌导致此次交通事故成为国家网民高度关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据说 ，在谭卓的事故发生后 ，一群富有的第二代人在事故现场嘲笑 。当富士康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上一次 ，富士康不采取与普通公司相同的做法 ，而是以特立独行的方式起诉媒体并要求高额赔偿 ，这使得富士康对公众“咄咄逼人”的印象 。这一次 ，富士康显然没有重复同样的错误 。
第二是速度法 。对紧急情况的缓慢反应也是危机扩大的重要动力 。在公共关系领域 ，通常有一个“黄金24小时”来应对危机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负面信息显然会比台风运行得更快 。危机管理的结果与负面信息的处理速度有很大关系 。
第三是力量定律 。对于处理危机 ，公众往往比通常的期望更高 。在这个时候 ，如果一方不能产生比平常更多的力量 ，往往很难迅速平息事件 ，舆论自然会理解为“高涨 ，轻轻放下” 。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对舆论的批评 ，这将导致危机进一步升级 。第四是精确定律 。
危机管理的过程不应违反公众的常识 。危机调查的结果和责任的确定是危机得到妥善处理的关键环节 。由于一些危机调查结果与公众的常识相悖 ，因此往往会导致更大的危机 。在这里 ，我们必须说 ，并非所有公众都能对危机事件做出逻辑和事实的判断 ，仅限于不同的认知水平和缺乏调查能力 。公众的看法并不是一切 。与调查部门一样 。如果危机管理有望得到公众的认可 ，那么必须保证调查员的中立地位 ，独立地位和专业水平 。
这要求党要判断危机 ，要有更高的精确度 ，要真正锁定问题 ，并真正产生可信的结果 ，不会被认为是敷衍了事 。第五是适当的法律 。在发生危机时 ，低估问题的严重性或过度反应将导致危机影响的进一步扩大 。例如 ，当一些官员看到网民对他们的某些政策提出不同的意见或看法时 ，被加冕和泄露国家机密的大帽子将使局势无法控制 。
对于企业 ，有消费者对某些产品或服务的投诉 。如果你低估了他们的危害和风险 ，它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公司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 。相反 ，如果一切都由总经理或大中华区高级管理层和其他高层次的处理完成 ，那么就会消耗企业的时间成本 ，公众很容易误判对问题的伤害 。因此 ，适度的反应 - 由谁 ，如何说它也是在危机管理中取得良好成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富士康员工自杀而言 ，从短期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 ，富士康没有回避问题 ，没有故意推卸责任 ，并对警方调查作出积极回应 ，在处理速度方面也值得称赞 。郭泰明也亲自出面澄清并作出指示 。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 ，自从几年前媒体事件被起诉以来 ，富士康与媒体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
在这样的环境下 ，可以想象媒体对富士康的任何不利消息做出反应 ，而不是富士康自己的期望 。作为中国制造业和大型出口商的典型样本 ，许多知名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富士康没有办法保持公司成立时低调 。在过去 ，它被认为“不直接面对消费者 ，不需要做公关” 。这个想法已经过期 。在这方面 ，如果我是富士康 ，它将不可避免地采用更多公共关系意味着改善企业的状况 。首先要做的是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 。
如果您首先与客户客户Apple就事故原因和事件进展情况进行沟通 ，请向事件提交损失赔偿计划 ，并向客户提出改善工作的庄严承诺 ，以便获得客户“了解 ，并努力保护成千上万 。人们的饭碗（由于一些媒体分析 ，可能会产生后果）;并且迫切需要与媒体沟通 。您可以邀请一群具有良好信誉的主流媒体和财经记者进行沟通和讨论 ，选择适当的节点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事件原因进行必要的简报和澄清 ，并与媒体 ，特别是主流进行沟通 。媒体的沟渠通常是正常化的 ，它不断向媒体揭示社会责任 ，公共福利和内部管理的一些改进 。加深与媒体的相互信任和认可 。其次 ，由于富士康已经被公众和公众所接受意见认为 ，有必要建立必要的危机预警机制 。
对可能引发公司公共关系危机的问题进行长期跟进和定期总结 。针对危机事件的发生制定应急预案和模拟演练 ，从而减少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爆发的频率 ，减轻危机事件对企业运营和企业形象的危害 。另外 ，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内部沟通 。孙丹勇的悲剧将对同事产生最直接的心理影响 。因此 ，富士康管理层应分阶段 ，分批地与员工进行沟通和对话 ，并尽可能向内部员工披露事件处理的进展情况 。
同时 ，纠正和改进了事件的内部管理 ，适当开放了一些内部沟通 ，对话和沟通渠道 ，以稳定军队 。在改善公司形象和改变公众对其“血汗工厂”的负面看法方面 ，富士康一方面应披露实施企业劳动权益法律法规的措施 ，以及自豪感和自豪感 。富士康自己的员工表达的归属感 。它通常是最真实和最有说服力的 。另一方面 ，“冰冻三尺不是寒冷的一天” ，在富士康真正实现内部员工的人文关怀的同时 ，也应该体现其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 ，以恢复其负面形象 。长期公开 。此时 ，制定切实可行的公益性公关策略 ，选择与富士康的经营目标和公益理念相似的公益事业项目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 ，更多的人从富士康的成长中受益 ，并享受富士康的发展 。结果是富士康改善企业形象的必要途径 。
当然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除了必要的“说话”之外 ，企业能够真正“做”并将自己的责任落实到社会和对公众的承诺更为至关重要 。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的有效途径是什么 ？
首先 ，指定的舆论评论员负责文本和宣传工作 ，并通过Dorri的舆论数据分析站系统的实时预警机制收集最新的舆论动态 ，找到与舆论相关的舆论 。及时开展和改革工作 ，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引导舆论 。第二 ，抒情评论员及时收集舆论危机事件及其标志 ，分析和评估趋势和可能的社会影响 。必须首次向领导小组报告发现情况 ，并根据情况提交处理舆论的建议 ，并在报告的同时及时跟进 ，确保舆论导向 。正确引导 ，舆论处置工作有序开展 。
第三 ，舆论突发事件发生后 ，应首先按照“确认事实 ，快速反应 ，妥善处理”的总体要求启动应对机制 。当互联网上对司法行政的管理有负面报道时 ，要坚持积极和积极的指导 ，有针对性地回答和跟进岗位 ，以便面对和倾听 。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舆论迅速以新闻发布会 ，简报会等形式作出回应 ，协调主流媒体 ，发布相关报道 ，引导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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