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付美国的“文化侵略”，加拿大政府规定：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放的节目一定要以加拿大本土的节目为主，所播放的电视剧中，美国电视剧不得超过1/3；电视台的重要频道和主要栏目主持人，不能聘用美国人，而必须是加拿大人。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法国、埃及等，都出台了一系列既不违反WTO原则，又能保护本国文化、防止别国“文化侵略”的政策措施。
至此，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步认识到，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同，人类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珍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是维护本民族生存、发展及世界和平、进步的必由之路。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在巴黎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形成“多样性的文化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我们应该认定并应该确认，这种多样性有益于人类的当代和未来”的共识。2004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人发起，共73位当代中国文化名人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这种观念：(15)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解读、辨识、竞争、对话和交融的动力。我们期待，经历过全球化的洗礼，原生状态的、相对独立的多样文明将获得更为广泛的参照，更为坚定的认同。文明既然属于历史范畴，即已成为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普遍的尊重。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敌意，消弭隔阂和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
文化既涵盖价值观与创造力，也包括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化对于全球范围的人文生态，犹如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物种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利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为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经济次发达地区的文化命运深感忧虑。国家不论大小、历史不论长短、国力不论强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我们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并认为此类行为是反文化的。
的确，世界各国在不同的产业和经济发展阶段上的独特贡献，都有其民族文化的深刻动因。弘扬文化多样化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产业竞争上，还体现在深远的人文意义上。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在不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背景下形成的，蕴藏着应对未来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智慧，正如多国科学家合作的人类基因破译工程，整理和保留的亿万计的基因密码，可创造巨大的医学财富一样，倡导“和而不同”将综合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形成21世纪人类共有的精神宝库。(16)文化品牌传播战略的提出，也正是顺应这一世界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同需求。
1.2中国文化品牌传播战略的兴起与意义
1.2.1中国文化发展力的兴起与特征
1．中国文化发展力的兴起
中国文化发展力的兴起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市场发育走向体制跟进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领域里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中国因循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也随之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国办文化的文化体制。虽然，以一定的市场形态存在着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活动依然存在，如以经济核算单位存在着的新华书店发行所、电影发行公司等客观上起着文化商品流通中介的作用，但由于在文化领域取消了其他非公成分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因此，有关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也都纳入了计划经济的统一模式之中。即国家生产什么，社会就消费什么和流通什么，文化生产并不是根据市场需要和消费需要，而主要是根据政治认为的需要来安排，市场主体和消费主体没有自主的文化选择权。因此，客观上存在着的文化市场也无法在文化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发挥其基础性作用。统购统销的供给型模式和福利型文化管理模式，使国家成为文化商品生产的唯一投资方、收益方及风险的承担方，政府承担了文化商品生产和文化市场所有的成本和风险。一切关于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都是在文化事业的政策范围内被社会认知和运作。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成为国家办文化的唯一主体。文化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思维、规划和管理中获得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合法性身份。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这不仅带来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动，也带来了中国文化形态的巨大变动：音乐茶座和营业性歌舞厅在中国南方城市的兴起，使文化娱乐业在中国得以重现；演员“走穴”让少数艺人先富了起来，推动院团体制的改革；图书零售业的放开使国有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国家不再包揽中国文化建设的一切事物。文化发展的理性回归，一方面使中国文化建设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和迷乱的同时又使中国的文化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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